辽宁精神 | 新时代辽宁精神的哲学意涵

原标题:辽宁精神 | 新时代辽宁精神的哲学意涵

1955年4月,29个亚非新独立国家的340位代表聚集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了第一次亚非会议,发表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和《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形成了以“团结、友谊、合作”为核心的“万隆精神”,在国际关系历史上树立了一个里程碑。

60年后的2015年4月,亚非国家22位领导人和102个国家的与会嘉宾再次汇聚印尼,重走亚非大街,观看“亚非会议之旅1955-2015”,举行隆重的会议,纪念第一次亚非会议,通过了《2015万隆公报》、《重振亚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宣言》、《巴勒斯坦问题宣言》3个成果文件,重温万隆精神,重申亚非国家团与合作的愿望。在此背景下,回顾万隆精神的形成过程,思考其当代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955年4月,在二战后兴起的民族解放运动背景下,于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第一次亚非会议,是历史上第一次由新独立的亚非国家单独发起的国际会议。这次会议发出了亚非国家共同主宰自己命运的第一声呐喊,标志着亚非国家集体崛起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一支新型力量,在战后国际关系历史上树立了一支丰碑。

第一次亚非会议的目的,是为了反对殖民主义,维护民族独立和世界和平,促进亚非团结。会议召开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因为没有得到邀请,西方一些国家对应邀参加会议的国家进行诱惑和拉拢,并对会议的意义进行贬低、诋毁,甚至直接的破坏,采取恐怖手段制造了“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致使中国代表团的8名工作人员和记者以及3名国际友人遇难。

第一次亚非会议也不是没有分歧。会议召开的第一天,有些国家提议采用由中国提出,由中国、印度和缅甸共同向世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会议的指导思想;但也有些代表反对使用这个词。大多数与会代表在发言中提出了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加强亚非团结的愿望,但也有一些国家对殖民主义提出了不同的理解,甚至表达了对中国的误解和疑虑。

为了不使用会议走上岔道,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总理将原来准备的发言稿改用书面散发,利用会议短暂的休会时间起草了一个补充发言,提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他非常诚恳地邀请到会的各国代表到中国参观,以便了解真相,增加互信。对于和平共处问题上的不同意见,他提出,如果有人反对五项原则的措辞和数目,五项原则的写法可以修改,数目也可以增减,因为我们所寻求的是把我们的共同愿望肯定下来,以利于保障集体和平。周恩来的灵活态度和妥协精神,得到大多数与会国家的认可,把会议拉回到了预定的主题上,推动了会议的成功,受到了各国代表的赞扬。

第一次亚非会议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它根据求同存异的原则,搁置了亚非国家社会制度和对外政策的差异,在承认和肯定它们相似的历史经历和遭遇,在维护国家独立和发展经济共同愿望的基础上取得了成功。会议最后通过的《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上,提出了尊重一切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承认大小国家的平等,不干预或干涉他国内政,促进相互的利益与合作等十项原则,把各个代表团在起草会议宣言过程中所提出的积极意见都包括在内,促成了亚非国家的团结。

第一次亚非会议是亚非国家超越分歧,谋求团结的会议。会议所倡导的十项原则,体现了《联合国宪章》的宗旨,是第一次由非西方国家向世界倡导现代国际关系的规范。会议所体现出的这种亚非国家之间互相理解和互相支持,“团结、友谊、合作”的精神被称为“万隆精神”。第一次亚非会议加速了全球殖民体系的瓦解的进程,促进了亚民族解放运动,鼓舞更多的亚洲和非洲国家摆脱殖民统治获得独立,也开启了中国与亚非国家关系的新篇章,迎来了中国外交史上的第二个建交高潮。

当前的国际关系与60年前既有类似特点,也有不同之处。60年前,亚非国家的主要任务是争取和巩固独立;当前它们的主要任务是谋求经济的发展。第一次亚非会议的背景是一些国家已经获得了独立,更多的国家在争取独立;当今的形势是,一些亚非国家找到了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国家;但多数国家经济仍然滞后,面临不少挑战。因此,亚非国家需要发扬“万隆精神”,团结合作,谋求共同发展。

发扬万隆精神,就是要赋予万隆精神适应时代要求的内涵,深化亚非之间的合作,使亚非国家在新形势下抱团取暖,扶携前行,拓展南南合作。在安全上安危与共,守望相助,互相支持,提高亚非合作的水平,通过建立紧密的命运共同体,创造合作与发展机遇。在经济上,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用好现有区域和次区域合作机制,构建宽领域、多层次、全方位的亚非合作新格局;在文化上,坚持求同存异,开放包容,在交流中互相借鉴,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前进。

60年前,亚非国家的敌人是“殖民主义及其一切表现”。60年来,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虽然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主题,尊重国家的领土和主权完整已经成为普遍接受的原则。但是,世界并不太平,局部动荡此起彼伏,亚非国家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更加突出。地区一体化进程侵蚀着传统国家主权观念,以“国家主权过时论”和“人权高于主权”等观念为基础的新干涉主义,在对不干涉内政原则形成挑战,大国、强国对小国和弱国内政的干涉屡见不鲜。

坚持和发扬“万隆精神”,就是要坚持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尊重国家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尊重亚非国家自主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在国家关系中遵循大小国家无论大小、贫富、强弱都是国际社会的成员,都有平等参与地区和国际事务的权力;反对国家之间兵戈相见,坚持以真诚的磋商来解决纠纷。

60年前,亚非国家面对的是旧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刚刚获得独立的亚非国家只有三十余个,刚以独立的力量登上国际舞台,就提出了自己关于国际关系主张,展现了亚非国家关于国际关系的智慧。60年后的今天,46个亚洲国家和54个非洲国家,占联合国成员的半数以上,人口总量占世界的四分之三,亚非新型经济体的崛起正在改变着国际力量结构的对比,亚非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已经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力量。但是,还应该看到,国际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仍然存在,亚非地区仍然是世界上最为动荡的地区。

重温“万隆精神”,就是推动亚非国家在维护和巩固以主权国家为基础的国际体系,在解决国际问题上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推动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为发展中国家营造更好的外部环境。在新的形势下发扬万隆精神,就是要谋求亚非国家的团结,发挥好不结盟运动、七十七国集团等机制的作用,建设好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金砖国家等合作平台,推动发展中国家区域组织开展对话交流,探讨建立南南合作新架构。

在第一次亚非会议召开的时候,周边一些国家因缺乏了解对中国存在怀疑和疑虑。在第一次亚非会议第一天的全体会议上,原本上午发言的周恩来总理耐心地听完各个代表团的发言,在会议的最后时间做了补充发言,提出了求同存异的原则,力挽狂澜,弥合会议中出现的分歧,把会议拉回到原有的轨道,使会议取得成功。今天,在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思想指导下,中国坚持中国“睦邻、安邻和富邻”的政策,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明显得到改善。2015年4月22日,在纪念第一次亚非会议召开50周年的开幕式上,东道主印尼总统佐科首先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发表讲话,显示了中国在亚非国家的地位的变化。亚非国家对中国不再有60年前的疑虑和怀疑,而是对中国充满期待友好和期待。

第一次亚非会议,开启了中国与亚非国家关系的新篇章,是新中国与广大亚非国家关系的里程碑。从新中国成立后到1955年12月,共有25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在亚非会议召开前夕,只有7个参加亚非会议的国家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除一个为社会主义国家,其余为新独立的民族国家。在会议召开后,从1956年到1965年的十年间,有26个国家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使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翻了一番。在这些国家中,除法国外都是亚非拉国家,除了锡兰、柬埔寨、老挝、古巴外,均为阿拉伯非洲国家。随着中国与更多新独立的民族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中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频繁。从1955年底至1965年初,有亚非18个国家的领导人到中国进行访问,中国国家领导人对亚洲和非洲国家的访问也高达30余次,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对外关系中最为活跃的内容。

60年来,中国一直是亚非团结合作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万隆精神的积极实践者。中国一直将与包括亚非国家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当作中国对外关系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双方一直互相支持,在广泛领域内保持密切合作:中国积极支持亚非国家争取民族独立和斗争,坚定促进亚非国家共同发展;亚非国家支持中国维护国家统一,实现国家发展的进程。中国提出了对亚非国家圆柱的八项原则,亚非国家积极支持中国回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在这个过程中,双方之间成为患难与共的朋友。在新的历史环境下,重温“万隆精神”,就是要进一步推动中国与广大亚非国家寻求新的利益契合点,新的合作领域,新的合作思路和方式,把中国与亚非国家的合作和团结推向新的高度。

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题为《弘扬万隆精神推进合作共赢》的重要讲话,号召各国大力弘扬团结、友谊、合作的万隆精神,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讲话中,习近平主席提出深化亚非合作,拓展南南合作,推进南北合作的三点倡议;并且承诺于2015年内对已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97%税目产品给予零关税待遇,并将继续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援助,在未来5年内向亚非发展中国家提供10万名培训名额。这是对加深中国与亚非兄弟国家关系的最积极的行动,也是对万隆会议的发扬和广大。

习近平在讲话为形成于60年前的万隆精神充实了新的内容,为亚非国家在新形势下的合作注入新的动力;表达了中国坚持与亚非国家合作的决心。相信在万隆精神的鼓舞下,亚非国家的前途将更加美好,中国与亚非国家的合作必将迈上新台阶,开创新的历史阶段。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文章转自人民论坛网)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对精神的把握需要回归哲学本身,需要哲学的审视。新时代辽宁精神需要从哲学层面对其内涵进行本质性的哲学解读,以便确立科学有效的理论出发点和逻辑起点。同时,还需要从哲学层面对其弘扬举措进行反思性的哲学建构,以便找到切实可行的实践的落脚点和贯彻落实的生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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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辽宁精神内涵的哲学解读

精神是人之为人的根本维度,是书写和诠释人的生命意义与价值的集中表达,也是构成群体意识、社会文明和国家制度的实质内核。作为中国精神地域性显现的新时代辽宁精神,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率领我们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迈进的关键时期,辽宁人民在勠力同心推动老工业基地振兴发展的实践中所形成的具有非物质性、能动性、建构性、超越性等特质的精气神、思想特征和心理状态,是辽宁人民最美好、最珍贵、最隐性的精髓的汇集。

人们信奉或坚守怎样的精神,并非主观固有,也不是自然而然的。精神的生产具有历史性承继的特质,同时具有现实经验内容的重构性,即人们在一定的现实社会环境、社会实践活动中逐步培育形成的人文气质、精神状态、价值共识、实践智慧。归根到底,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们的精神追求,是由其社会实践、生活方式所决定的,是基于他们自身所特有的现实生活利益和需要而产生的。同时,社会意识反映、反思和建构着社会存在,对社会存在的认知自觉和价值设定,体现出人的生存经验的主体性和生活感觉、意识思维的能动性,在实践中,社会意识作为精神所展现出的规范、力量和目标,推动着物质生活、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质量与水平不断向上提升、优化。

辽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辽宁人民在实现老工业基地振兴发展的新实践中,辽宁党员领导干部在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的新作为中,需要新的精神激发4300万辽宁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需要新的精神反映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同心同德推进老工业基地振兴发展的新成果、凝神聚力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成就。以“长子情怀、忠诚担当、创新实干、奋斗自强”为表述语的新时代辽宁精神,正是辽宁人民面对自身现实生活,立足于老工业基地历史、现实并着眼于未来所形成的自我认知、反思批判和价值追求。

长子情怀,揭示了新时代辽宁精神的历史指向,体现了新时代辽宁精神深厚的历史底蕴、历史积淀。新时代辽宁精神的形成,是辽宁经济发展、思想文化、历史传统等诸多要素不断积累、合力发酵的历史过程。新中国成立后,无比辉煌的工业史,鉴证了辽宁为新中国建设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所作的历史性贡献。长子情怀彰显出辽宁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长子,始终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作为长子的责任。20多年艰难的国企改革,凸显了辽宁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作出的巨大努力和伟大牺牲。进入新时代,辽宁人民需要继续秉承长子情怀,为国家、为民族分忧解难,尽到长子的责任和义务。

忠诚担当,揭示了新时代辽宁精神的政治指向,体现了新时代辽宁精神的政治立场、政治原则。新时代辽宁精神,离不开政治的定心丸和指南针,必须体现并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和原则,即必须矢志不渝忠诚于党、人民、国家的意志和利益,积极作为、勇于担当,实现党、人民、国家的美好设想。长期以来,辽宁人民形成了忠诚于党、忠诚于祖国的坚定信仰和担当奉献的家国情怀。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辽宁人民爱岗敬业、忠诚奉献,攻坚克难、开拓进取,展现了“共和国长子”的忠诚与担当。进入新时代,辽宁人民需要继续坚守忠诚担当,大力修复政治生态,努力实现“河清海晏,时和岁丰”。

创新实干,揭示了新时代辽宁精神的实践指向,体现了新时代辽宁精神的实践要求。新时代辽宁精神要从一种理论层面的可能性变成实际生活的现实性,必须以创新实干冲破障碍开辟道路,借以展现出强大力量和美好发展前景。一直以来,辽宁人民的文化性格中一方面具有敢闯敢试、敢为天下先、开拓进取的胆量,另一方面具有实在肯干、吃苦耐劳的秉性。辽宁人民正是以创新实干形成了以冶金、机械、化工、石油、煤炭、电力、建材等行业为主的重工业体系,创造了200多个“共和国第一”。进入新时代,辽宁人民需要继续发扬创新实干精神,全面落实新发展理念和“四个着力”“三个推进”,加快“一带五基地”建设,实施“五大区域发展战略”,打好三大攻坚战,使辽宁各项事业呈现新面貌新气象。

奋斗自强,揭示了新时代辽宁精神的现实指向,体现了新时代辽宁精神的现实要求、现实需要。新时代辽宁精神的产生和持久发挥其导向作用、规范作用、激励作用,都必须从认识改造自身开始,增强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依靠自身力量,充分激活全体辽宁人民的自主性、自信心。辽宁从几百年前的蛮荒之地变成富饶美丽的热土,正是一代代辽宁人奋斗不止、自强不息的结果。当前,辽宁正处于滚石上山、爬坡过坎的艰难时期。老工业基地的全面振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进入新时代,辽宁人民需要发扬奋斗自强精神,不甘落后、力争上游、奋发图强、励精图治,准备好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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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新时代辽宁精神举措的哲学建构

把新时代辽宁精神融入经济生活,变精神力量为物质力量。把新时代辽宁精神融入经济生活,是弘扬新时代辽宁精神的根本举措和最终落脚点。离开现实利益谈精神,群众不会关注,更谈不上认同。因此,精神必须与利益、富裕、物质生产紧密结合。在结合基础上更要促进精神力量向物质力量的转化,否则精神会变得虚化、空心化。停留于纸面、文件、影像中的精神,只能精神一阵子,最终一定会变得不精神。实现这个关键性跨越性转化,需要人民群众这一历史主体、实践主体。“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新时代辽宁精神只有被辽宁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所掌握,真正地被直观具体真实地融入人民群众的工作之中、干事创业之中,才能发挥其应有作用,实现预期效果。因此,弘扬新时代辽宁精神,一定要为人民群众的物质生产实践服务,为辽宁老工业基地振兴发展服务。这其中,新时代辽宁精神“被群众掌握”,包括也需要“被党和政府掌握”,即新时代辽宁精神必须融入党和政府发展经济的宏观调控和微观服务中,融入“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中,融入党和政府的经济政策与决策部署中。以上率下,以上带下,一级带着一级干,一级做给一级看。

把新时代辽宁精神融入政治生活,变精神“软”实力为政治“硬”道理。不能离开政治谈精神,没有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等政治上层建筑强有力的保障、实施、监督,精神就是软弱无力的。政治上层建筑在上层建筑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并作为一种既定的力量影响着人们的精神状态、思想观念和心理状态。新时代辽宁精神作为观念上层建筑,需要党、政府、法律、制度等政治上层建筑的保障。没有政治上层建筑正面的强有力保障,观念上层建筑自然就会动摇。曾经一段时间,辽宁政治生态恶化,导致辽宁的精神面貌和文化形象遭到严重污染和损害……2013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考察时有针对性地提出,领导干部要“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因此,弘扬新时代辽宁精神,必须继续大力修复辽宁政治生态,转变干部作风,优化营商环境,以合规合法、廉洁高效的政治上层建筑来保障思想观念上层建筑的合理稳固和效用发挥的最大化最优化。

把新时代辽宁精神融入社会生活,变价值律条为社会公序良俗。不能离开社会谈精神,没有社会生活涵养、接纳、磨合的精神,是没有生命力和创造力的。精神在社会生活领域中通过外显为价值观的方式发挥作用,价值观是精神外化的现实尺度及其构筑发展的原则和目标,为精神强基固本和凝心聚力提供规范、原则和尺度。依此逻辑,新时代辽宁精神其实也是十六字四个方面的社会生活领域中提倡和追求的价值律条。新时代辽宁精神通过“长子情怀、忠诚担当、创新实干、奋斗自强” 价值律条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加以展现和生发。换言之,“长子情怀、忠诚担当、创新实干、奋斗自强”这四组价值律条是新时代辽宁精神的生命载体和现实样态。社会生活是丰富多彩的,社会思潮和文化是自由多元的。政治上的精神、价值观上的律条,在社会生活领域的树立和传播,通常会有一个磨合甚至交锋的过程。因此,弘扬新时代辽宁精神,需要从一个抽象性的价值律条,转化为具体化社会化的公序良俗,去破除物质化、金钱化、享乐化等社会不良风气。

把新时代辽宁精神融入心灵生活,变宏大客观叙事为个体主观心理体验。不能离开情感谈精神,没有情感作依托作辅助的精神提倡,是冰冷而没有温度的,注定也是不能为人心甘情愿接受的,即便接受了,其效用的发挥也是不尽如人意的。人是感性和理性的集合体,精神也是感性和理性的综合体。感性之中有理性,理性之中有感性。新时代辽宁精神是由感性和理性的“知情意”要素所构成的。因此,弘扬新时代辽宁精神,不能用宏大理性主义代替或取消微观个体的情感体验、生命感受,应该使其润物细无声地融入辽宁人民的个体心理,走进4300万辽宁人民的心灵深处,合理合情、多途径多方位地进行思想宣传、道德提倡和心理干预,使外在的思想引导变成内在的心理认同,使精神的理性得到情感上的感性支持。

作者:吴迪,徐海峰 中共辽宁省委党校(辽宁行政学院、辽宁省社会主义学院)文化研究中心

文章来源:辽宁日报 2018-8-14 05版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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